被寵壞的小孩好嗎？這是亙古的大哉問。上週最新一期的英國《經濟學人》榕園論壇（The Economist Banyan），一篇名為「被民主寵壞的小孩」（The spoiled brats of democracy），專文內容指出，香港學運是中國近百年來，被寵壞小孩的極緻，僅管北京政權對此趨勢，深惡痛絕；不過香港泛民三君子之一的黎智英卻用肯定語氣表示，全世界都將希望寵出像香港學運學生們，這樣的小孩，「勇於承擔責任與堅持民主理念」。

經濟學人專文內容，怎麼看待香港這類被寵壞的學生們？內容指出，一些學生們有點擁擠地，紮營躺臥於香港政府總部外的 10 線道快速道路上，就像是個獨特的次文化一般。學生們用「良好行為」來替自己命名：乾淨、尊重公共秩序（甚至避開了有綠色草皮的地方），自我節制而且與身上智慧手機保持密切關係。靜坐現場上，一些人聆聽著演講或出席非正式的演說會議；另一些人彈著吉他，並且親吻擁抱；又有一些人在公民抗命的靜坐現場，夜闌人靜之際埋首 K 書。當經濟學人通訊員，問學生們為何參與靜坐，多數學生們的標準答案是：「職責所在，義不容辭」。

專文中也簡略敘述了中國近百年來的幾場「初生之犢不畏虎」的年輕改革運動：首先是 1895 年的中日馬關條約。當時中國清廷簽署了，一項喪權辱國的的和平條約（即馬關條約），隨之引來，2 位知識份子先驅，梁啟超與康有為等人，發動一場「維新變法」運動，這 2 人當時在清朝帝國內部擁有高尚身份，享有中國學者的獨特榮譽，卻甘冒大不諱，發動一場當局所不容的變革運動。

接下來，是 1919 年的五四運動，當時的學運口號是「外除強權，內除國賊」。這場直到今天仍受紀念的五四運動，成為中國解放「半封建半殖民」體制的先聲；中國共產黨就是在五四之後，開始崛起發展。五四亦正式成為「進步先鋒」與「民族意識」的象徵。到了毛澤東時代，開始濫用學運英名，動員學生掀起文化大革命，來清算整肅中共黨內的毛派敵人，凡是毛澤東所不便公開從事的齬龊行徑，皆藉由當時狂熱的毛澤東造神運動手段，加以達成。

到了 1989 年的六四天安門學運，源自於貪腐與不公的社會制度，並要求中國政府改正，已扭曲的「人民民主」。同樣的，香港雨傘革命，也提出 2 大訴求，即落實 2017 年特首真普選，以及不受歡迎的特首梁振英下台。除此之外，香港學運背後的根本怒火，實則源自於年輕人對未來前途的無助感（例如一輩子買不起房子），以及中國大陸民眾大舉湧入香港，這個原已人口高度稠密的城市。

中國對付六四天安門與 922 香港雨傘革命，其背後陰險如出一轍。六四事件，當時的中國總理李鵬，一方面答應要跟學生展開會談，可是，不久後北京隨即祭出「軍事法」對付抗議民眾。類似情況也出現在香港，港府答應跟學生展開會談 ( 並在沒有任何可能讓步的立場上）。結果，和談淪為謊言，實際上只是「談談打打」大戰略底下的緩兵之計。在六四天安門，出動軍隊大舉鎮壓之際，北京民眾冒死保護學生性命；而在香港，鎮暴警力使用胡椒噴霧，驅散抗議民眾，反而激發更多港民對於學生運動的支持。

1989 年六四天安門血腥鎮壓的印記，反倒復活了港人對於民主自由的熾烈追求（中共則將以解讀為巔覆行為），也造就香港成為一個「相對自由的綠洲」。從 1911 年一度避難到香港的中國首任總統孫逸仙，到六四天安門之後潛逃到香港獲政治庇護的韓東方（譯註：韓東方於六四學運期間，參與創建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），香港一直都是中國異議份子的避難所。

中共的治港模式，有個清楚的邏輯可循：只要不試著挑戰中共政權，在香港這個地方，人們可以實現富裕甚至得到自由。然而，對於一輩子連房子都買不起的香港新世代而言，中共訂下的這套規矩並不適用於他們。這就是為什麼，近來香港一直到處著火的原因。事實顯然，中共在香港的地位已經遭到唾棄，中共不想繼續成為港人抨擊的箭靶，所以對港民主運動，進行反撲，實為勢在必然。專文內容，將蘋果集團創辦人黎智英，視為香港大亨裡面菁英中的菁英，一個遭寵壞的小孩；但是黎智英卻說：「我確定，這個世界將希望寵出像香港學運學生們，這類的愛好民主小孩」。

許銘洲 / 編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