馬英九被丟書，丟了一本《被出賣的台灣》砸到他的肚子，一名十八歲的青年，被隨扈立刻壓在地上。

旁邊，一名女人冷冷地說，「我們歡迎各種表示不滿的方式，但我們應該譴責一切暴力。」

我看這個溫和到根本不足以被稱為「暴力」的事，心中感到悲哀。

不是因為那名學生、也不是因為這個政府。而是發覺，這些人，事實上，就是在將「可以被忽略」看成了表達的必要合理條件並宣揚之。

無論是將書扔我身上、辦聽證會、直接民主、全民參與，我都只有抗拒；而為了應付「民意」，我寧可去舉辦無關緊要的座談、讓你談話寫文章、任你跪任你爬任你遊行－－我只要將臉撇開、只要聽幕僚交代幾句，只要保持在「理性」的冷靜特質（一種虛假的、低微的領導特質）下，將這一切反對和敵視看成「一種意見」，就只是「一種」意見，千篇一律地讓一切都是如此可解釋的。此後，我依然當我的王、你始終作你的卒。

我宣揚鄙視一切鬥爭，你復誦你厭惡服從、渴望自由。你應悲哀的是，只要你們之中還有人，繼續在無力與理所當然之中得到被規訓的快感，那我就繼續維持了這個政權的社會正義。
我感到悲哀的，不是因為別的，是這個奴性文化。